四、人民币升值与通胀抑制那么人民币的升值又与抑制通胀有什么关系呢？（一）、人民币的升值可以释放流动性到国际市场根据购买力平价说：汇率由两国货币购买力之比决定，而购买力之比则是一般物价水平的倒数。
房地产施工速度快，但工程质量低劣，即便在最富裕的沿海地区也是如此。今年中国政府面临每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因此格外注意将各种问题最小化。
来源: FT中文网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对中国这个交通堵塞问题非常严重的国家来说，建造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至少在一个方面是成功的：不会出现交通堵塞。目前官方媒体则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经济不会重走老路。但即使目前中国经济只是温和下行——7.6%的GDP增速仍高于其他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仍然传遍了中国各地。受政府对失控的房地产投资踩刹车影响，建筑业景气度下降。
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个数字也仅达到40%。分析师指出，必须以极其审慎的态度处理此次政策方向调整。老百姓说是被增长，经济高速增长没有看到执政的合法性，反而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增长过程中大量的社会问题的产生，抢地、压缩公共品、各方面的压榨。
袁剑计算，华东某市一个区有八百六十亿元的负债，可支配财政收入仅一百二三十亿元，按百分之八的贷款成本，就是六十多亿。国家发改委官网项目审批与批准栏还显示，仅五月二十一日一天就有百多个项目获得批覆。当局在赌博，赌的是全球体系没有破坏，美国只是暂时的危险，欧洲的危机还不会出现，他们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大拐点》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互动、从国际经济裂变进而让走向世界的中国难以置身度外、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北京巨变到二零零零年的中国入世，中国经济不断冲高的同时，也开始了转身拐点的轨迹。
政府在社会发展中应该有成本，比如医疗、教育，甚至住房，需要有提供公共品的义务，中国改革的结果不仅不提供了，还把以前有的摔掉了，这些是不可能通过公共资产负债表来反映的。袁剑说：前十年还有这样的期望，有这样的感觉，后十年就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再高速增长和我也无关。
这样的基础下，全球经济增长的基础，包括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成本不断上升的时期。这个拐点是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的。作者袁剑在南开大学社会学研究生毕业后，历任大学教师、杂志的主笔和主编，他以社会学的视野审视中国变革中的现实，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一直以亲历者的角度，观察、体认和思考中国的转型，得出历经增长狂欢后，中国经济将不断向下探底，难以躲避地转入大拐点的结论。
权贵阶层就是这样形成的中国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10.7万亿元，而同期中国全国土地出让金总收入约为2.9万亿元。1.过于依赖外需削弱了日本应对本币升值的能力。3.充分发挥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调控作用，合理引导投资流向。
以主银行制和大股东直接治理为典型特征的日本企业体系有效地弥补了战后日本企业自有资本率严重不足的缺陷。因此，政府必须加大保障房建设以增加供给，控制地价和房价上涨的预期。
在国内金融机构要求发展和国际金融资本要求开放的双重压力下，日本于1984年前后迅速开展了旨在实现利率自由化、金融管制自由化和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的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尤其在深层次的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方面也不乏相似之处。
这种预期既来自于对国土资源有限的判断，也是对未来增长空间的过度自信。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博士） 进入专题： 日本泡沫经济 。金融自由化是一把双刃剑，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极易影响一国脆弱的金融系统，进而催生泡沫。随后，日本大藏省于1990年4月实行控制不动产融资总量措施，并对银行实行严格的窗口管制。日本经济疲软不堪，经济发展从巅峰跌至谷底，并陷入长期萧条或不景气状态，延宕至今。日本政府忽视了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金融市场自我调节的盲目性带来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可能。
随着经济向国际化转变和大部分产业进入成熟化发展阶段，已经实现赶超的日本丧失了明确的产业发展目标。这成为泡沫经济生成的根本原因。
被日本产业绩效委员会誉为具有不断增强的动态适应能力的日本技术创新体系是建立在引进技术基础之上的，而自主开发技术的依赖程度非常低。3.不合理的企业股权结构扭曲了股票价格形成机制。
这使得日本经济赶超模式结束后，未及时地培育自主开拓发展的能力与机制，错失了把充裕资本与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相结合的良机。然而，薄弱的基础研究无法支撑日本摆脱进口技术和模仿型技术发展的模式，技术创新只能集中于中、低技术水平，缺乏对高技术的开发能力。
一旦房地产泡沫持续累积，那么泡沫软着陆的成本将急剧增大。日元升值导致经济萧条的危机蔓延到整个日本。与此同时，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也日益成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绊脚石。尽管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第二，现阶段中国仍保持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但中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已成为中国经济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面对企业脱媒倾向的加剧和主银行制度的削弱，单纯依赖大企业对银行的贷款已很难实现银行发展的需要，严格的分业经营也深深束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资本市场施展拳脚。日本企业持股多是以与关联企业如供应商、销售商建立稳定关系为目的的。
在这种过度保护的结构下，日本金融机构风险意识极为淡薄，严重缺乏有效监管，丧失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金融业内普遍存在道德风险。日本金融开放势在必行。
四、日本泡沫经济对中国的启示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有某些类似的迹象，如房地产开发过热、投资过热、货币供给过剩和银行不良资产过高等。1.把握经济结构的调整时机，实现发展模式由追赶型向引领型转变。
沉醉于经济地位提升的日本似乎也未曾意识到大转折时期的到来。二是控制地价和房价上涨的预期。持股法人化限制了股票自由流动，使得作为发行者的法人企业足以对股票市场形成垄断和价格操纵。为此，日本采取了财政货币双松的政策组合，以期对内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对外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而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地方财政总收入中土地出让收入占比从2006年的38.9%，跃至2010年的65.9%。深入剖析日本泡沫经济生成的原因，全面比较中国与日本在社会体制和经济结构方面的不同，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对于中国避免重蹈覆辙大有裨益。
然而，随着日本企业筹资方式由早期主要依靠银行借款的间接融资方式向以股票、债券发行为主的直接融资方式的重大转变，这种体系下不合理的企业股权结构弊端日益明显，严重扭曲了股票价格形成机制。尤为严重的是，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复苏长期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但收效甚微，反而造成财政赤字不断扩大，鳄口效应日益突出，主权债务持续扩张，更为眼下积重难返、风险重重的日本主权债务危机埋下祸根。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银行不断降低利率，官定基准利率从1985年的5%下调至1987年2.5%的历史最低水平，并一直持续到1989年5月。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批评指责日本的汇率政策，要求消除金融管制、开放金融市场的呼声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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